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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同時,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加,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一股逆流,特別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徹底暴露了現存全球治理體系的弊端。全球治理體系建設挑戰不斷,問題頻發,世界不安定因素驟增,加快推進構建新的全球治理體系建設成為當今最迫切的世界性問題之一。
鑒于全球治理面臨的諸多問題、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工作中,大力推進“軍貿”走出去對構建治理新體系有著重要的意義。
“軍貿”走出去對應對全球治理能力不足和適應我國國際方位的變化意義重大。面對當今世界格局變化趨勢,一方面,表現為全球治理問題突出,直接顯現為治理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等,而且已經威脅到全球經濟復蘇與發展,也威脅到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另一方面,表現為我國在全球的國際方位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國際方位的新變化,即從“世界體系邊緣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為深入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機制創新、組織創新,倡導我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在新的國際多邊合作和治理框架中推動國際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團結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為人類幸福和長治久安共同建設全球命運共同體世界對中國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求,寄予更大的希望。如何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為全球治理體系建設提供解決方案和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世界期待中國方案,而軍貿作為拓展國家利益的重要工具,是服務國家政治、軍事、外交的戰略工具,在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建設中發揮著硬實力的作用。
“軍貿”走出去對保障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現意義重大。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摒棄一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基礎上的安全零和思維與對立式安全理念,樹立“你安全所以我才安全”的人類新安全觀,確立人類共同家園、休戚與共的安全新思維。從利益共同體到命運共同體,從互利共贏到共同安全,倡導安全共享、安全共擔、安全共建、安全共贏理念,中國特色安全觀的世界意義不斷彰顯。歷史的事實表明,沒有政權安全、體制安全,國家安全是空的。拿破侖說過,如果沒有軍隊,也就沒有政治的獨立和人民的自由。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提升,實現世界和平和長治久安,總體國家安全觀需要國家實力支撐和保護,軍貿的目的就是為武裝武器采購國的軍隊,是我國與友好合作國家之間在軍事領域相互支持和相互合作的模式之一,是為維護共同利益的行為。“軍貿”走出去應與“軍事”走出去 、“軍援”走出去形成協同推進格局,確保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現,打造全球命運共同體,推動各方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
“軍貿”走出去對確保我國發展成果和推進進一步改革開放成果不受破壞意義重大。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年度GDP從1978年的3678 億元到2017年底已經達到82.71萬億元人民幣,境外投資從過去的純外資利用國,截至到2016年年底,我國對外投資近2000億美元,貿易額達到近25萬億元人民幣,貿易涉及全球各地,而投資也達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特別是“一帶一路”成為我國重點對外投資地區,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關乎保護我國發展成果的問題。我國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在世界需要中國的時候,中國也需要世界,特別是我國對資源和能源的依賴越來越大的背景下,保護我國貿易的渠道暢通和投資的安全,成為必須考慮的問題。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總攬戰略全局,推進對外開放理論和實踐創新,確立開放發展新理念,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倡導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深入推進以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后續,我國還將在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下大力氣開展工作。在霸權的時代,僅僅靠法律和規則來保護改革開放的成果是不可能的,要使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就要強化我國與全球的利益國的聯系以及所在利益區域的軍事存在。羅援教授早在2012年《戰略參考第六期》就指出:“國家利益延伸到什么地方,我軍就要保護到什么地方。”通過“軍貿”走出去實現與投資地國家或貿易國等利益相關方的深度合作,維護好我國經濟合作國和經濟合作區域的安全、穩定的發展好形勢,以保證我國發展成果和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受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