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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曾指出：“一個民族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軍民融合發展是我國長期探索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規律的重大成果，其根本目的是統籌配置軍民兩大體系資源，更大效率地實現社會整體生產力的提高。軍民融合與社會分工有著以生產力為紐帶的深層次的關系。
軍與民：社會內部分工的結果
馬克思的社會分工論表明，社會內部分工是指國民經濟分化為不同的產業部門，主要特征是新產業部門的產生。新產業部門可以是從原有部門中分離出來的，也可以由原有部門重新分化整合而成。從這個意義上講，軍與民首先就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結果。隨著國防能力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國防軍事逐漸在農耕商業文明中分化為獨立的部門，而常備軍的出現則標志著國防軍事作為一個專業化部門誕生。與此同時，武器裝備的制造生產也從街邊的鐵匠鋪發展到由國家專門管理的兵器作坊。專門生產武器裝備的國防工業，作為一個新的社會部門由此誕生。
四次社會大分工分別產生了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商業以及服務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分工的深入，新興產業部門不斷涌現。由標準普爾與摩根斯坦利于2002年推出的新版全球行業分類系統將行業進行了四級分類，包括10個經濟部門、24個行業組、68個行業和154個子行業。我國國家統計局2017年發布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則有20個門類、97個大類、473個中類。
自國防工業成為獨立的社會部門以來，隨著戰爭形態不斷演變，武器裝備的種類越來越多，國防工業最終發展成為包括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電子等在內的工業體系。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越來越龐大的國防工業由一個部門來承載，顯然是低效率的，按照不同的最終使用價值進行專業化分工再次在國防工業部門內部發生，形成了以核工業、航天工業、航空工業、船舶工業、兵器工業、電子工業等為主的六大產業部門。
我國的國防工業體系正是按照這種理論思路建立起來的。建國之初，我國先后組建了第二至第八機械部服務國防建設，分別對應核、航空、電子、兵器、船舶、航天（洲際導彈）、戰術導彈等工業的發展管理。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多次改革，目前我國國防工業體系形成了以各行業集團公司為特征的分工形態，仍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部門界限。
軍民融合：分工深化的必然歸宿
軍與民、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既然已經通過社會分工分化成兩個獨立的部門以及多個獨立的子部門，那么軍民融合又從何談起呢？實際上，軍民融合正是由分工繼續廣化和深化而導致的必然結果。
在古時，軍與民的最終消費品的產品結構、生產工藝簡單，生產迂回程度很低，中間品數量少、成本低，自給自足式的協調組織成本遠小于市場交易成本。因此，一個生產鋤頭或刀槍的鐵匠鋪可能會自己準備所需的一切工具，如鐵墩、鐵錘、碳粉、烘爐等；或者，由于鋤頭或刀槍的市場規模還不足夠大，以致專門生產鐵墩、鐵錘等產品無法形成產業規模。這個時期的軍民融合是一種簡單樸素的軍民融合，體現在鐵匠鋪既能生產鋤頭又能生產刀槍。但由于刀槍的特殊性，生產刀槍是受政府嚴格管制的。此時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分化為獨立的社會部門更多的是政府的制度性安排。而這種強制性安排在事實上也分割了鐵匠鋪的市場，對整個行業的進一步分工造成了影響。
在到處都閃耀著科技光芒的現代社會，軍與民的最終消費品不僅種類繁多，產品結構、生產工藝更是紛繁復雜，生產迂回程度極大延伸，中間品數量成千上萬，有些中間品的技術含量高、價值昂貴，甚至在最終產品中占核心地位。據統計，一輛普通轎車由1萬多個不可拆解的獨立零部件組裝而成，一輛坦克約有8000個零部件，而作為地球上最復雜的機械系統之一的美國尼米茲級航母大約有10億個部件。而且，不同結構、不同形狀、不同作用的零部件生產還需要相應的制造裝備，許多制造裝備的生產復雜程度就不亞于一輛轎車。這些最終消費品的生產若選擇自給自足或者不夠充分分工的生產方式，將會產生遠高于市場交易成本的協調組織成本，因而不可能在一家企業，甚至不可能在一個國家里完成，需要極高程度的專業化分工和國際分工協作。比如，空客有1500多家供應商，分布在27個國家，有30%的制造在美國進行；波音60%的零部件都轉包給其他供應商，其中有35%的制造在日本完成；我國自主研制的C919大飛機有2000多個供應商，國產率僅有50%；即便是保密程度很高的軍用飛機，也有聯合制造的趨勢，如A400M歐洲運輸機由空客軍用機公司負責設計，多家歐洲著名公司參加研發工作，最后在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總裝廠負責總裝。
當最終消費品能夠以更高效率在一家企業里生產時，以企業為單元將軍民品的生產分開是符合社會利益的（包括經濟效益、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等），社會管理成本也能控制在較低水平。但是當最終消費品的迂回生產鏈條延長，專業化分工經濟相對于交易成本上升，中間品的生產甚至需要以一個產業來支撐時，軍民融合發展實際上成為了必然選擇。
首先，盡管軍與民的最終消費品的功能（使用價值）不盡相同，但由于兩者的生產鏈條均得以延長，眾多中間品中必然有部分產品相似甚至完全相同，而且這種相似程度往往隨著最終產品生產鏈的前移而不斷提高，這是軍民融合發展的技術性必要條件，同時這個條件也是從古至今軍民品生產所一直具備的。
其次，也是最為根本的動因，是由專業化分工引起的經濟性條件的變化，即融合發展的效率逐漸高于獨自發展。專業化分工使得許多中間品由一家企業甚至以其為最終產品的一條產業鏈生產，融合發展即是軍與民的最終消費品生產單元“共享”這些中間品的生產企業或產業鏈，而非將所有中間品的生產都整合在以各自最終消費品劃分的一個部門內，根據分工理論這顯然會造成巨大的效率損失。隨著規模的擴大、分工的深入，這種效率損失體現在三個層次上：第一，若各自組建巨型企業，產品的復雜化必然會導致企業內部層級的不斷增多和組織結構的日益復雜，進而產生巨大的協調成本，這種情況的效率損失是最大的；第二，若各自組建產業部門，以企業間分工代替企業內層級，效率會得以提升，但由于中間品產品結構、生產過程和工藝的相似性，必然會產生重復投資，相似程度越高、范圍越廣，由重復投資所造成的效率損失越大；第三，若各自限定在不同區域生產，則無法利用區域間分工發揮比較優勢而造成效率損失。
社會分工分化出軍與民、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以及社會各行各業，也推動著組織結構與市場結構的不斷拉扯與變化。軍民融合本質上是社會分工進行到一定階段，處理軍與民、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之間關系的一種方式，以滿足整體社會效率最大化。從歷史上看，軍民融合不是所有經濟社會環境的最優選擇，而是與社會分工的歷史形態相對應的。專家的研究也表明，軍民融合發展是軍民社會化大生產分工不斷分工、組織結構模式不斷演進的過程，其發展路徑取決于交易效率、中間品產出彈性和國防支出占比等經濟技術特征。
技術性條件和經濟性條件是軍民融合發展的兩個必要條件，技術性條件是長期存在的，經濟性條件是根本動因。實際上，實現軍民融合發展還需滿足第三個必要條件，即制度性條件，包括管理體制、發展規劃、政策制度、產品標準等。當前，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早已具備了軍民融合發展的經濟性條件，但制度性條件還不成熟。這正是黨中央將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并成立高規格領導機構推動軍民融合發展的歷史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