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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新興技術客觀上帶來的戰略優勢外，也必須考慮到威懾終究是一種感性上的思維博弈，而不是理性上的數學計算。所以除非某一新興技術已投入實戰并產生了明確效果，否則各方對該技術威懾價值的看法就可能不盡相同，進而影響到該技術的實際威懾力。舉例來說，盡管美國開發的某種新興技術既非用于打擊對手本土，也與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無關，但若中俄誤認為該技術將為美國帶來決定性優勢，那么就算事實并非如此，該技術也仍會顯著加強美國戰略威懾的有效性。反過來說，如果中俄相信其開發的網絡與電子戰、人工智能和無人機等新興技術能夠迅速癱瘓對手的指揮、控制和作戰系統，那么不論事實如何，這種想法都會削弱美國戰略威懾的有效性。
3.2 新興技術對威懾穩定性的影響
《蘭德報告》表示，新興技術將削弱戰略威懾的穩定性。正如網絡戰技術把作戰領域擴展到網絡空間一樣，新興技術一般都會帶來新的攻擊切入點。這不但將擴大敵對行動的范圍，網絡攻擊和生物攻擊等難以溯源的特點更是會鼓勵各方開展更多敵對行動，從而削弱戰略威懾的穩定性。此外為避免在競爭中落于下風，當一方掌握某種新興技術后，其對手勢必打算開發更強、更多的新興技術以求趕超，從而加劇局勢失控的風險。再加上一些國家雖不想引發戰爭，但又想破壞對手的穩定，而以信息與觀念操縱技術為代表的某些新興技術正好為此類活動提供了空間。然而這種既不動武也不算和平的“灰色活動”終歸屬于敵對行為，發動者自認為不會引發武裝沖突，其對手卻可能因此做出過激行為，所以同樣也會削弱戰略威懾的穩定性。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西方挑唆下，烏克蘭親俄政府因2014年的社會動亂而倒臺，最終導致俄羅斯出兵占領克里米亞半島，并刺激烏克蘭東部俄語區發起武裝獨立。
《蘭德報告》還專門探討了高超音速系統和決策支持系統對威懾穩定性的破壞。這兩項新興技術的共同特點就是反應速度驚人，從而大大壓縮了留給決策層思考的時間。其中高超音速系統原則上具備強大的斬首攻擊能力，通過快速摧毀對手的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和情報（C4I）節點，有時甚至可能取得不亞于核武器的戰略效果。不過高超音速系統成本不菲，面對新冠疫情和債務危機帶來的財政壓力，各大國可能都無力部署足夠多的高超音速武器，這多少限制了該技術對威懾穩定性的影響。相較之下，決策支持系統對威懾穩定性的破壞可能更甚。原因就在于此類系統會把部分決策權賦予人工智能，而現有的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算法又無法解釋具體的決策依據，因此人類難以糾正其決策模型中的漏洞和偏見。此外決策支持系統使用的人工智能是否會充分考慮對手的戰略威懾也值得擔憂，萬一“周長”等自動核反擊系統作出錯誤判斷，后果將不堪設想。
3.3 新興技術對戰略對手的威懾價值
鑒于美國已然將中國和俄羅斯視作最主要的戰略對手，《蘭德報告》便探討了新興技術對中俄兩國的威懾價值。盡管這些探討充斥著對他國的誤讀和偏見，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國戰略界對相關問題的看法。
表1 新興技術對美方威懾目標的影響
《蘭德報告》就新興技術在中俄眼中的威懾價值提出了四點看法。首先，該報告認為中俄兩國都高度重視技術競爭，但并不相信僅靠特定某項或幾項新興技術就能破壞美國的戰略威懾，反而非常強調在沖突初期通過摧毀敵方的整個體系來取得決定性優勢；其次，該報告認為中國試圖在關鍵技術領域取得主導地位，而俄羅斯受限于經濟實力，更注重通過不對稱技術優勢來實現戰略平衡；再次，該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都把高超音速系統和人工智能作為軍事技術研發的優先方向，并可能采用錯判風險更高的自動化決策支持系統和自主式機器人系統；最后，該報告認為就挫敗美國的威懾目標（參見表1）而言，新興技術對中國的幫助將遠大于俄羅斯。
3.4 技術組合對戰略威懾的影響
《蘭德報告》分析發現，新興技術之間的組合總體上會削弱戰略威懾的效果。這些技術組合既可能提升現有攻擊方式的殺傷力，也可能創造出新的攻擊方式，從而增加各方先發制人的可能性。雖然單獨一項技術難以對戰略威懾造成顯著影響，但如果同時動用高超音速武器、遠程無人機、網絡戰裝備、信息戰裝備乃至生物戰劑搶先發動攻擊，則有望大范圍癱瘓對手的軍事和社會機能。顯而易見，一旦中俄通過這些技術組合取得戰略優勢，就勢必會削弱美國戰略威懾的效果。所以《蘭德報告》建議美國也加緊研發相應的一攬子技術，以抵消對手的這種技術組合優勢。
《蘭德報告》還指出，新興技術組合正在逐漸打破軍事行動的界限。舉例來說，網絡戰與信息操縱能力的組合可在不引發武裝沖突的情況下，通過引導對手的社會輿論來為軍事行動創造條件；搭載決策支持系統的自主式遠程無人機可在沖突之初就把戰火引向對手本土，使戰爭不再有前線與后方之分。這種模糊性將導致防守方既遭受損失，又難以抉擇是否動用更強力的還擊手段（如使用核武器），這種左右為難的心態反過來又會鼓勵攻擊方開展這些嚴重程度模棱兩可的行動，從而削弱戰略威懾的效果。
四 結論
